41女师大风潮(3/5)
杨荫榆看到她的高压政策无效,开除学生命令没有兑现,便指令其教务处党羽将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六位学生名字从名册上抹掉,并通知学生家长说她们在学校无端闹事挑起,因此已被开除云云。杨荫榆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行为,不仅激起女师大全体学生极大愤慨,也激起女师大有正义感的教职员的愤怒。5月27日,七位女师大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定地表明支持六位被开除学生的严正立场,无情地揭露了杨荫榆之流混淆黑白的恶劣行径。在这篇宣言上署名的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葐、沈兼士是颇富盛名的教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鲁迅等七位教员的“宣言”发表以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就迫不及待地在5月29日《现代评论》第2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的文章,恶毒地污蔑北京女师大“好像一个臭毛厕”,无耻地宣称“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为了掩饰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帮闲”的反革命面目,企图模糊青年学生的斗争目标,卑鄙地歪曲这次斗争的性质,说什么女师大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将矛头指向在女师大风潮中主持正义的人,妄图以此来封住其对手的口,鲁迅岂能被这些“闲话之徒”的无耻伎俩所吓倒?当时,鲁迅在起草“宣言”时就清楚写明“国文系教员”,其他签名的教员也都写明了自己的系。不错,除了“史学系主任李泰葐”之外,其余六位都是“国文系教员”,而且都是浙江籍。然而,陈西滢和杨荫榆也是江苏无锡同籍,以其理推之,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愚蠢的“闲话家”。
对于“闲话之徒”陈西滢混淆视听的卑鄙企图,鲁迅马上给予强有力的回击,5月30日写出了《并非闲话》,6月1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陈西滢“闲话”所掩盖的“局外人”伪善面目。6月2日又写出了《我的“籍”和“系”》,义正辞严地批驳了陈西滢“某籍”“某系”荒谬言论。此后,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针锋相对的大论战日趋激烈。鲁迅先后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对“甲寅派”老虎总长章士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胡适之、陈西滢给予猛烈的抨击。投枪匕首所至所向披靡,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惨败,最后不得不在正义和真理面前举起白旗要求“带妆,但鲁迅说《我还不能“带妆》。这是后话。
就在北京女师大风潮汹涌澎湃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之时,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这是一次中共产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
5月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之后,一万多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当场开枪屠杀,群众死十余人,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国帝国主义的大屠杀。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同时举行二十余万工人的总罢工,五万余学生的罢课。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6月3日,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京女师大等学校五万多学生在东郊民巷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北京女师大也成立了“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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