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弊（下）（2/5）

朱翊钧听了，点点头又问“国与家之别，张师傅如何看？”

此时的全世界，尚未全面生发国家主义的概念。大概六十年前，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才写出《君主论》，其中提出的国家主义概念流传未广。欧洲各国也都和明朝一样，“朕即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君主为国人的父母，民众为君主的赤子。

君主爱民，如父母之爱赤子；子民敬君，如子女孝顺父母。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即以“孝”治天下，其根源在此。

果然张居正听了，立回道“家国社稷，本为一体，焉有区别？”

朱翊钧听了，也没和张居正辩驳，只轻轻点头。又问“华夷之别又如何？”

这问题有标准答案，张居正虽不明白朱翊钧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何意，却朗声回道“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本朝刘文成公（按刘伯温）言‘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张居正的意思很清楚，蛮夷和中国人不是一类，他们是禽兽，咱是人。

朱翊钧闻言道“若其习中国礼仪，用中国文字，变蛮为俗，则如何？”

张居正老师傅了，闻言轻笑道“皇上圣学辑熙，岂不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臣乃楚人，春秋时，楚人曾为蛮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