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二元制君主立宪（2/5）

五百年后，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德二十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宪法》充分表明大明帝国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其民主立宪是虚，君主专制是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军事性色彩。它是一种不彻底的和不完善的代议制，这位齐王殿下用心险恶，其真实的目的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不过，即使是持有这些观点同样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这次变法，才稳定了当时躁动的社会，缓解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程度，解决了由于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

问题。同时也标志着具有明朝特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是大明帝国迈入资本主义时期的标志。从此，大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正是因为这次变法，华夏继盛唐以后，再次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朱厚炜根据大明帝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政体是二元式君主立宪政体。宪法明确规定皇权神授，皇帝是法定的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统率帝国军队，可以召集和解散议会。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率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

内阁首辅为政府首脑，以后称为总理大臣或首相。由皇帝任命，首相只对皇帝负责，在内阁中拥有绝对权力。新宪法明确规定成立议会议会，议会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贵族议会和国民议会组成。

贵族议会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是拥有权力的上议院，其代表由皇帝任命，主要有获得爵位的贵族组成，既包括文官勋臣，也可以是武官勋贵，譬如王阳明被授予新建伯，他就有资格进入贵族议会。当然，后来事实证明，贵族院逐渐由新产生的军功贵族操纵着贵族议会。

国民议会主要由普选产生，但实际上在前面一两百年间只是个空壳子，作用很小。议会只有参与制定法律和预算的职能，对政府没有监督权。这也是后世所谓皿煮人士诟病齐王朱厚炜的地方，认为这个实质上的封建君王非常的虚伪，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齐王设立的所谓国民议会，只不过是个漂亮的花瓶。科学家和工匠因为发明创造，获得了勋位，可以选入贵族议会，而这些读书人，只要你没有勋位，却只能够进入国民议会。和一般的文官必须达到四品以上级别，皇帝才有可能授予勋位，因此，一般的读书人想进入贵族院，几乎没有可能。

很明显，齐王设国民议会最真实的目的，是给那些心中不满的士绅和读书人一个发泄的场所。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把这些嘴炮放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实施监管，并用各种手段在国民中实施舆论导向，让朝廷始终掌握这个国家的绝对话语权。

不过这位砖家也承认，齐王这样做，确实效果不错，至少在华夏没有出现在欧洲出现过的血腥的革命，没有出现上百年的动乱。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始终保持着国内的相对稳定。

不要以为国会议员的身份就没有吸引力，成为国会议员，不仅地位尊崇，而且有不少的实惠。对于那些士绅和读书人来说能成为大明帝国国会议员，还是很有面子的。齐王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算是安抚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同时让读书人对成为议员趋之若鹜，不得不在舆论的引导下做一些实事。效果不要太好。

五百年后，国内有位研究明朝历史的砖家叫兽曾在访谈节目中这样总结“正德维新”后的中国过去，我们的节目对文臣、文化、文人说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换个思路，谈谈正德朝一个最寻常的现实那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么样？

说实话，这方面的历史真的不好查，大家都知道，我们官方的史书向来都是将民生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的，重要地位都是写权谋斗争、厚黑诡诈、帝王将相。但是透过历史的旮旯儿，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看到当时正德朝的镜像。

我们都知道，衡量盛世的标准就是一个词——国富民强。

那么让我们先看看国富，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当然是岁入。正德维新后，正德年间的岁入，每年以夏税和秋粮为环节，分两季征收，总收入计算起来，以正德四十五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看，每年夏税米麦二千八百二十五万石、钱一亿五千万银元；秋税征收米五千二百一十六万石、钱一亿八千万银元，合计总收入，以当时的米价为换算，共计三亿三千一百七十一万银元，相当于白银一亿六千万两。

国富，那么民生呢？正德朝实施高薪养廉，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情况，之前都举过，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想必今天很多人都羡慕大明官员的收入。用现在的话说个个都是百万千万富翁。

我想说明的只有如下几件事第一，从弘治十五年，齐王建议皇帝第一次下诏实施储备粮计划，在运河沿线以及中原地区，修建了多座大型粮仓，以做储粮之用。到了正德年，全国各地包括海外领总共有六十三座大型粮食储备仓库，所储备的粮食足足可以供大明全国人口食用五到十年，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提升。

第二，从赋税情况看。跟明王朝前期的赋税相比，税收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农业税，到了后期基本上已取消。关税、工业税和商业税替代农业税成为了朝廷赋税主要的税种，但收税的成本也同时大大降低，这主要得益于正德年间全国银行系统的逐渐完善。这就产生了税收低，却收入增加的可观景象。应当说，后来那些西方国家以减税为主要手段的重商主义和齐王朱厚炜的这种税收制度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