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二章 猎鹰再现（4/5）

“听起来他们像是要做什么大坏事，战衣姐姐帮我远程扫描一下，车内的能量反应。”

这三种志书的编纂，都是在接到朝廷在康熙二十三年（1884年）颁布的编修《一统志》的诏令后进行的。当时有三位潮州著名的士大夫陈衍虞、佘艳雪和杨钟岳，都参与了府志的编撰或者审订。也都为澄海和饶平这两部县官亲自操笔的邑志写了序。而这三位，同僧人和寺院，又都有友好的交往。志书对佛教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这几部志书对中元节的记载，完全没有提到盂兰盆会。

同样在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编纂的《潮阳县志》，是县令臧宪祖假手潮阳几位出身世家的士大夫写成的。跟上面几部志书不同，它没有独立记载佛道寺观，而是像隆庆《潮阳县志》一样，把寺观附录在“坛庙”卷中。“坛庙”卷最后的“论”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塔寺庵观之遗，不纪其常，而多纪其异。何与？曰，正以明其异也。灵光奇怪之事，虽不可尽信，然神灵所钟，理或有焉，故悉存之，以见前代之弥，岂可云遥遥千载，于今不数见耶。此前志之所详，予不必则也。抑存者纪之，废者又纪之，何与？曰，正以彰其废也。夫儒者之道，患其不盛，佛老之教，患其不熄。故书废者，乃以见其熄，而为儒道幸也。此予志之之意，而与前志同也。[臧宪祖《（康熙）潮阳县志》卷12“坛庙”。]

读过志书对塔寺庵的记载，再比较这段话与前引林大春志的按语，不难发现，编纂者既还受尊儒排佛传统观念的影响，又不能不很婉转地接受佛教在民间盛行的事实。也就是在这部志书里，中元节的记载，开始出现盂兰盆会的内容。记载很简单，“盂兰追荐，枯骨埋巅”，表达的内容却已经超出盂兰盆会为父母祈福和从嫡亲以至无外的灵魂救赎的仪轨意蕴，包含了收葬无主尸骨的慈善行为。虽然这种“掩骼埋胔”的慈善行为也关乎灵魂救赎的观念，但应当与清初潮州的地方动乱有更加直接的关系。[参见郑群辉《论潮汕善堂的历史》，《潮学研究》新二卷第二期，2012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看点，那就是中元节的祭祀祖先和盂兰盆会的救赎亡灵在仪轨上似乎已经分开。这在18世纪以后的文献中有更加清晰的反映。

18世纪以后，潮州地方志关于中元节的记述，都连带着“盂兰盆会”。可见在这个时段佛教在本地影响的深入。